抗战，是一场民族浩劫。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船政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他们始终坚定信念，毫不退缩，不仅在幕后提供着技术知识支持，更在海陆战场上切换身份，在一线与敌人搏斗，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他们以忠诚、智慧、勇气和专业素养，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展现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今天，《海峡时报》特邀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金牌讲解员黄金华，为读者朋友们介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回望船政人的抗战英勇事迹中汲取力量，铭记历史，不断前行。

　　福州三山陵园内的“中山舰”烈士陵园

　　“中山舰”事件中的船政人：热血铸就忠诚丰碑

　　1938年10月24日的湖北金口江面，中山舰在六架日机的轮番轰炸中沉没在湖北省武昌县金口镇龙床矶长江水底。这艘经历过“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钢铁巨舰，最终以舰长萨师俊等25名官兵牺牲的代价，在长江上写下中国海军最悲壮的注脚。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于1910年由清政府从日本订购。当时，清政府投巨资建立的中国海军，经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其主力损失殆尽。“‘永丰舰’就是为重建海军而生。”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馆长刘新阳此前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如此介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永丰舰”于1913年竣工，后编入海军。由于“永丰舰”曾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等历史事件中立下赫赫战功，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永丰舰”改名“中山舰”。

　　从“中山舰”被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收编入第一舰队至1938年被日机击沉的服役期间，那些毕业于船政学堂的精英们，他们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专业教育，拥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的爱国热忱，在舰艇上各司其职，成为了守护“中山舰”的中流砥柱。“中山舰”任命舰长、副舰长共6位，其中船政学生占了3位：梁序昭，福州海军制造学校，1935年担任副舰长；张天浤，烟台海军学校航海第十八届后转马尾海军学校，1936年担任副舰长；吕叔奋1938年9月代“中山”舰副舰长，在武汉保卫战中舰长萨师俊身负重伤离开舰船后，吕叔奋作为代舰长一职继续指挥作战。

　　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中山舰”执行金口水域一带的航道封锁任务。“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出生在福建福州，出身海军世家，是近代海军名将萨镇冰的侄孙。他牢记“武将不惜死”的家训，积极抗日。由于中日双方实力悬殊，短期之内，中国海军主力舰艇几近摧毁。萨师俊曾疾呼：“中国极需海军……建设好海军，才能拒敌人于门户之外！”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武昌金口附近江面执行任务时，被日机发现。日军6架水上轻型轰炸机飞临中山舰上空，轮番对其发起攻击。炸弹如雨点般从空中落下，“中山舰”多处被炸起火，整个舰艇被笼罩在滚滚黑烟中。但舰长萨师俊毫不退缩，率领官兵进行顽强抵抗。“当时，‘中山舰’的主副炮已经被拆下并移装到陆上长江要塞，以增加陆上防卫力量，所以‘中山舰’反击能力很弱。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中山舰’的结局几乎是毫无悬念的。”据刘新阳介绍。

　　萨师俊右腿被炸飞、左腿遭巨创，倒在血泊中，他强忍剧痛，靠在瞭望台栏杆上，继续指挥作战。副舰长吕叔奋见舰艇将倾覆，急忙令航海官先送萨师俊和伤员离舰。萨师俊却说：“身为舰长，弃舰就是偷生，这是我成仁取义的时候。”他执意不离开，却劝其他人尽快离去。无奈之下，部属们强行将萨师俊抬到小舢板上。当敌机发现小舢板准备载人离舰时，又对小舢板进行了疯狂轰炸，萨师俊和舢板上的2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随着轰然巨响，“中山舰”沉入湖北省武昌县金口镇龙床矶长江水底。

　　这艘钢木结构军舰，其命运与中国近代史紧密交织。1913年竣工时，它是清政府重建海军的希望；1925年更名后，又成为孙中山革命理想的象征。抗战爆发时，“中山舰”已服役25年，主炮被拆卸支援岸防，仅剩两门高射炮和两门机关炮。面对日机轰炸，萨师俊指挥军舰在浪花与水柱间穿行周旋，最终因右舷被撕开而倾斜沉没。“中山舰”的沉没是船政精神最惨烈的绽放。在这最后的战役中，阵亡官兵25人，轻重伤23人。其中参战的船政系列学校毕业生27名，牺牲15名（海军学校毕业生3名、马尾海军训练营毕业生12名）。萨师俊是抗日战争中阵亡职衔最高的海军军官。

　　时光荏苒，人们从未忘记“中山舰”。1997年，长眠于长江江底近60年的“中山舰”被打捞出水，成为中国最大的可移动抗战文物。在打捞起来的“中山舰”上，有两处巨大弹坑。一处位于船身，巨大的钢板已深深凹陷并破裂，可以想见汹涌的江水可从此长驱直入；另一处位于指挥台附近，弹坑周围，地板破碎，地板的连接线像一朵巨大的喇叭花从里向外放射。“日军做足了‘功课’，每一次炮击都直击中山舰的关键部位。”据刘新阳介绍。这些“创伤”无声诉说着日军精准打击的残酷，更映照出中国军人以残缺之躯对抗钢铁洪流的决绝。

　　如今，修复后的“中山舰”承载着历史的烽烟，被静静安放在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那些扭曲的钢板和焦黑的舱壁，向参观者诉说着中华民族在危亡时刻的坚韧与抗争。

　　而在福州，“‘中山舰’福州籍抗日将士之碑”于2003年在福州市三山人文纪念园揭碑，铭记将士事迹，其中许多将士出自船政学堂或有船政背景。其建设的执行者秦友莲介绍了建碑过程，她表示，此碑不仅展现了抗日英烈为国捐躯的抗战精神，更是铭记历史、迈向未来的动力。

　　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武汉金口水域遭日军飞机袭击，爆发惨烈防空作战，“中山舰”不幸战沉

　　布雷战中的船政人：智慧与勇气的致命布局

　　“中山舰”沉没的硝烟未散，另一场由船政人主导的水下战争已在长江流域悄然展开。抗战期间，中日海军实力相差悬殊，在舰船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为了阻止日军沿着水路深入内陆。海军部采取水雷战，这是海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战法。水雷造价低廉，不需要复杂的动力设备、控制系统，操作起来简单便捷，杀伤力大，能够重伤甚至炸沉大型舰艇，敌方排查又费时费力。可以说是战力不对称的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十分适合抗战中的中国海军。

　　“武汉转进以后，除了一些内河炮舰，我们的军舰差不多都牺牲了，但是我们的海军并没有放下了武器，相反的，海军的活动比从前更活泼更有效了。我们转移到陆地上，穿着和陆军一样的制服，也把舰炮拆卸下来拉到陆上，我们不仅成了无数的流动炮台，在长江中游随时破坏敌人的航运，而且变作无数不沉的鱼雷艇，随时放出漂雷，使敌舰寸步难行。”张剑梅所著《石牌要塞话海军》中的这段节选，生动地描写出海军官兵的创新精神——在绝境中寻找破局之道。这些沉默的钢铁见证着船政人用知识武装的抗战智慧——当正面战场火力不足时，他们以技术代偿，在长江中游构筑起死亡防线。

　　水雷战，如同在敌人的咽喉处埋下致命的陷阱。船政人以其卓越的专业素养和创新精神，积极参与到这场无声却威力巨大的战斗中来。说到船政人研制水雷，其实从清朝时就已经开始。1872年船政委员张斯桂在马尾试造水雷成功，1885年，在船政大臣裴荫森的指导下，兴建了中国第一家雷厂，这时就已经拥有制造鱼雷、水雷的能力。1936年，上海海军军械处开始研制水雷，并于1937年9月在上海南市祠庙中造出了第一批水雷。后来随战事迁移到武汉、长沙等地，1939年，在湖南辰溪成立海军水雷接卸制造所，并以此为水雷生产基地，大量生产水雷。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在湖南辰溪自行研制了海甲式、海乙式、海丙式等12种水雷，适应不同水域的布防需求，例如，漂雷采用伪装设计，其隐蔽性强，对日舰形成致命威胁。

　　在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被子弹击穿的药盒以及一件旧陆军军服。它们属于一位名叫倪行祺的福州籍海军战士，这件军服是船政学生参加抗战有力的实物见证，而那个药盒曾救过他一命。观展的游客时常会提出一个疑问：“海军为什么穿陆军的衣服？”

　　1920年生于福州的倪行祺，出身海军世家，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海军布雷队第三分队队长，率部在湘阴实施抗日布雷游击战。没有军舰，也没有海军制式军服，只能穿着陆军军服的海军布雷队，靠的只是民间蒸汽小火轮船和那份拼命的决心。他所在的第一分队仅20余人，每次布雷，他们都要在夜色下将沉重的雷具推进江中，精准投放，隐秘撤离。在布雷的过程中，危险无处不在。不能发出异响，不能照明，稍有不慎，随时有被日军发现击杀的可能。会战期间，倪行祺曾参与布放水雷2000余枚，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为湘北会战的胜利立下战功。

　　1944年在湘阴布雷时，倪行祺被机枪射击，子弹射穿右口袋底部，幸被袋内药盒挡住，未危及生命，而药盒已被射穿。该药盒后被陈列在博物馆内。

　　福建福州的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抗战期间，出任第2布雷游击总队第5大队中校大队长。1941年9月，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切断日军长江水道补给线，林遵亲率30余名布雷官兵，冒险深入敌后贵池地区。因日军沿江搜缴民船，一时找不到船只布设水雷。林遵便带头跳入江中，将水雷且推且泅，奋力布放到中流。当他们泅水返回时，被日军包围在江边一块狭小地域内，形势危急。在敌人狙击下，布雷队伤亡3人，余者急泅返回河岸，随即又被冲散。林遵和几名队员潜入茂密的玉米地才躲过了搜捕。之后，林遵等人由营救部队接应、当地群众掩护乘隙脱险归队。后经多方营救，林遵等十余人幸而脱险。

　　中国海军开展的机动灵活的水雷游击战，用自身极小的消耗给了日军极大的伤亡损耗，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1939年海军部在长江流域组建了4个布雷总队。1940年至1943年，仅长江中下游三个游击区共布雷1883具，炸沉日军舰艇179艘，有效切断了日军在长江的物资运输线，阻滞日军水上进攻。

　　中国军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在水雷战中编织出了一张让敌人胆寒的死亡之网，为抗战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铭刻在抗战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抗战时期，中国海军在长江中布设的自制漂雷

　　抗战后的船政人：续写海军辉煌篇章

　　抗战胜利后，船政人并未停下他们为国家海军事业奋斗的脚步，而是在战后接收和建设新中国海军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宛如璀璨星辰照亮了海军发展的新征程。

　　日本投降后，海军学校航海班第三届毕业生郑天杰任海军汉洵区接收员，接收侵华日军主力舰“宇治”号，抗战胜利时被中国海军俘虏，更名“长治”，1949年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名“南昌”；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十九届毕业生叶心传，时任海军马公港办事处处长、海军中校参谋，负责接收澎湖列岛日本海军；海军学校航海班第十届毕业生、时任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团长戴熙愉，海军学校海航班第十届毕业生，时任海军布雷中队队长林斯昌，负责高雄左营军港接收工作；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负责接收厦门、台湾日伪军舰，后任台澎要港司令。

　　而在新中国海军的建设中，船政人更是成为了中流砥柱。他们积极参与到海军人才培养、舰艇建造和海军战略制定等各个方面。他们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无私地传授给新一代的海军官兵，为新中国海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1917年，欧阳晋出生于福州琅岐云龙村，14岁就以优异成绩考进马尾海军学校第六届航海班，这位学霸少年经过多年辗转，在参加了中国人民海军后，欧阳晋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训练处参谋。1953年，调任军事学院海军系任职，后海军系改为海军学院、海军军政大学、海军指挥学院。1985年，欧阳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海军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欧阳晋以副军级待遇离休。离休后，仍承担海军和海军指挥学院交付的工作，还参与编制海军条例、条令、撰写、编写海军教材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条目等。

　　1945年9月9日，日本向中国战区投降的签字仪式，陈绍宽（右二，福州人，穿白色海军服）代表中国海军参加

　　从“中山舰”的悲壮沉没到长江水雷战的智慧游击，从战后重建的筚路蓝缕到新时代海军的劈波斩浪，船政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航程中一座不灭的灯塔。这种精神在抗战中体现为萨师俊与舰共存的决绝、布雷队员以技术代偿的机变，更在和平年代升华为复原历史模型的执着、当代航母工程师的创新求索。

　　船政精神的生命力，正在于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航向紧密相连的基因密码。当参观者在“中山舰”前驻足端详弹坑，凝视着海军身着过的旧陆军军服上的弹洞……过往一切，浮现眼前，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正是对抗战烽火中牺牲的英魂们最好的纪念。

　　历史需要被反复讲述，精神需要代代传递，时至今日，船政“爱国、科学、创新、图强”核心精神谱系的传承从未中断。只要精神不没，任何时代的惊涛骇浪，终将被化作复兴路上的浪花。

　　（所有图片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提供）

　　本报记者 江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