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坤

　　1895年2月，甲午惨败，1895年2-5月，严复“发狂”似地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总称“直报五论”）。这是四十一岁的严复首次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政见。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明目张胆”地说：“时局到今，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唲，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

　　历史地、设身处地从严复当时社会背景、地位、处境，去推想严复“发狂”的言行，不难理解严复发表“直报五论”时的“狂傲”，正是“作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习语）之当然表现。

　　从《论世变之亟》，到《救亡决论》，“直报五论”，是严复思想首次火山式的喷发，将严复带到了历史的前台，推上了政治变革的风口浪尖。

　　以清朝专制统治律例，严复“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表“直报五论”，直论世变，指斥朝政，首倡变革，呼吁救亡，痛斥科举，提倡西学，将构成妄议朝政、犯上作乱的“文字狱”铁案。可是严复是如此地决绝。他清醒知道：“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今者，吾欲与之为微词，则恐不足发聋而振聩；吾欲大声疾呼，又恐骇俗而惊人。”因此，严复“宁负发狂之名”绝不当“作伪无耻”之徒，而要“明目张胆”“一言道破”，为中华民族发出“救亡决论”的第一声呐喊。

　　关于“直报五论”的主旨，严复在为请《时务报》转刊他的《原强（修订稿）》而致梁启超信中说：“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理论武器，联系实际，研判时局，“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揭示国家要富强必须“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在分析了西方列强的全方位优势以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之后，严复提出了“变今之俗”的改革方案，“除旧”“布新”的政治策略，明确指出“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之治本、治标的复兴富强的治国大计和救亡图存的应变方略。

　　请听！严复“直报五论”中为救亡图存、复兴富强”而“明目张胆”“一言道破”的惊天骇俗的狂言疾呼：

　　“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严复指出，二千多年来，包括当朝大清帝国在内的君主帝王都是“大盗窃国者”。

　　严复是第一个无情批判君主专制制度“陵轹苍生”，指斥儒家经典“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彻底揭露八股取士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禁锢思想，败坏道德，滋生游手好闲之人，导致国民“羞恶是非之心，旦暮梏亡”，导致官僚体系“巧宦为宗风，趋时为秘诀”“国宪王章渐同粪土”。

　　首倡“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政治理论，并提出“富强以格致为先务”。西学第一，发展自然科学（格致之学）是国家富强的关键。

　　在《原强》中，严复首次系统提出“今日至切要务”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从生理、智力与道德三方面全面提高民族素质，改造国民性。肯定“三民”为“治本”国策，作为革新纲领。

　　首次明确发出“变法”“救亡”呼号：强调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若不变革将“亡国灭种，四分五裂”。

　　第一个深刻揭露日本侵略本性，指出日本“残贼之政虽成必害”“倒行逆施，自取灭亡”；第一个向全中国发出“救亡决论”“惟有与战相始终，万万不可求和。

　　《原强续篇》中，严复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被迫抗战，“民心日盈”“兵虽乌合，战则可以日精；将虽愚怯，战则日来智勇；器虽苦窳，战则日出坚良”，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斗中发展壮大。

　　《原强续篇》发表于1895年3月29日的这一天，正是日军在东北长驱直入的同时，向台湾进军、攻占澎湖的日子，距《马关条约》签订不到二十天。在如此险恶危急的时刻，严复仍坚定不移宣言：救亡图存，绝不求和，坚持斗争，抗战必胜。这对于从《马关条约》签订之日就开始的中国人民“反割台”抗日斗争，无疑是历史性的精神支柱。

　　严复振聋发聩的呐喊呼号，不仅是对甲午战败的回应，更是对中华文明范式的深刻反思。他首次将“救亡”提升为时代主题，将“自由”“民主”纳入国家现代化叙事，并通过比较中西文明揭示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为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新进程，其首创性与前瞻性至今仍具研究价值。

　　13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再读严复“直报五论”，我们不能不叹服：正是严复，自觉地站到历史的前台，不愧为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

　　这一个具有“非凡的见识和勇气”的“先进的中国人”，虽已远去，却仍然是这样的亲近。聆听他从“直报五论”原创文字发出的论说与阐述，呐喊与呼吁，看着他狂傲挥洒，真情激荡，纵论古今、英姿勃发——我们可敬可畏的侯官严先生，虽已走过多年，其嬉笑怒骂，音容笑貌至今还在我们福州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