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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理财观趣谈 苏轼每天开支控制

http://www.mwnews.cn  2013-04-18 15:35:23   来源:《金融博览•财富》    【字号

  提起理财投资,许多人以为是近现代才“流行”起来的。实际上在中国,以家庭或个人致富为目标的私人理财投资观很早就出现了。

  “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它的意思是说,对于财物的管理和使用要有一个正当的说法,禁止民众不合理的开支和浪费,是理财最合宜的方法。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我们可以发现,从原始社会中晚期社会财富有了剩余时起,就有了理财问题。早期的经典著作《尚书》论述了五福,首先谈“寿”,接着重点谈“富”;《大学》被普遍认为是我国的理财典籍,其中也有许多理财的精彩论述,所以有这样一副对联: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从管子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观念,到王安石的“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的重要思想,无不体现了古人对理财的重视。可见,古人的理财观念,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

  古人如何理财呢?根据对风险的偏好,古人的理财观念可以分为三个类型:风险爱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厌恶型。

  风险爱好型。这主要是指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方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将这种方式称为“用奇胜”。吕不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时,吕不韦在邯郸见过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后,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战国策》)。既然赢无数倍,则吕不韦愿“用奇胜”。

  吕不韦理财的途径主要是发现有潜力、价值被低估的“企业”(秦国公子异人),向其注入“风险资本”,帮助其“上市”(登基为帝),以获取巨大收益,这可以说是开创了风险投资的先河。不过,这种高收益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没有合理的退出机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吕不韦后来的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风险中立型。它是介于风险爱好型和风险厌恶型之间的。这种理财观遵守的原则是:收益覆盖成本与风险,选择最佳的投资机会。风险中立型理财观的典型代表是白圭。

  白圭,战国时代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了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自有一套独到的投资术,他把自己的投资原则总结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里的“与”是予人实惠。在投资过程中,白圭认为最重要的四点是:“智”——权衡利害;“勇”——当机立断;“仁”——拿捏取舍分寸;“强”——知进退取舍。

  在战国时期,大部分商人都经营珠宝生意,因为经营珠宝可以获利百倍。但是白圭却没有选择这一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而是用他的“智”另辟蹊径,开辟了农副产品贸易这一新行业,他看到当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敏锐地意识到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并提出“欲长线,取下谷”的经营策略。

  白圭的具体做法是:在收获季节,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品等生活必需品卖给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者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品。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白圭却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当市场粮食匮乏时,白圭却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出售。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能够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无怪乎白圭自诩为“仁术”。

  风险厌恶型。这是中国古代最主流的一种理财观念,追求的是一种低风险、量入为出的资金安排。大文豪苏轼先生就是此中翘楚。

  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观点可以说影响了后来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由“君子罕言利”到“君子不言利”的演变也使得商人成了社会阶层的最底层。由于知识分子耻于言利,自然也不会进行投资。因此,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理财只好追求风险厌恶型。

  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中这样描述自己在黄州的理财方法:“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卜,平日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那时,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俸禄大幅减少,于是他痛下决心,决定把每天的开支控制在150文以内。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每月发工资后取出4500文钱,分成30堆后用绳子串起来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一枝长长的画叉挑取一串,取完后就把画叉藏起来。平常在屋里放一只大桶,存放每天剩下的钱,以备来客时招待使用。

  当然,这样“节流”还不够,苏轼经多方申请,从当地衙门那里弄到数十亩废弃荒地,于是他脱下长衫,穿上短衣,带领全家人开荒种地,在“节流”的同时还做到了“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