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林颖 林沁馨

　　近日，已经播出第五集的《国家宝藏》受到观众热捧，无论是徐徐展开的《千里江山图》，还是被称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无论是修复重生的云纹铜禁，亦或是被玩笑称为“农家乐”审美的各种釉彩大瓶……一件件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宛若立足余中华文化宝库之中。

　　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身边，你会发现作为先人探索中国复兴之路起点的福建船政同样藏着“国家宝藏”，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内珍藏的这些“宝藏”，在中国近代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踏下了代表一个时代的印记。1月9日，记者来到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与四件馆藏“面对面”，倾听关于它们的前世今生。

　　【海底电缆】

　　位于中国船政博物馆二楼展厅，几段电缆失去光泽,“生”出绿色的铜锈，偌大的博物馆，藏品不少，几段毫不起眼的电缆又有何过人之处?

　　1887年，中国敷设的第一条海底电缆——福州川石至台湾淡水的有线电报路线于当年十月十日投用，对外营业直至1931年5月。静静地躺在橱窗内的电缆便是服役44年全长117海里海底电缆的一段。沉睡百年的海底电缆在2001年于连江县川石岛被打捞上岸，百年海底电缆重现人间，它又见证了哪些兴衰沉浮?

　　1885年，清廷在台湾设省，首位台湾省巡抚刘铭传鉴于电报的重要，上奏时提到“窃台湾一岛孤悬海外，来往文报，风涛阻滞，每至匝月兼旬，音信不通。水路电报实为目前急务，必不可缓之图。”他请准敷设从安平至澎湖、至厦门的水线(南线)共500华里。刘铭传得到批准后就南线向外商招标，英商怡和公司中标。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一(1887年4月23日)出刊的《闽省会报》“水线达闽”中也证实了这一事件——“台湾水陆电线刻已动工……淡水之水电线(指淡水、川石线)则径达福州省城，并不接至厦门。

　　随着甲午战败，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新约》割让台湾岛。日本占领台湾期间，电缆曾多次修理使用。直到1931年，中方电信工人砍断川石一端的电缆，二战期间，淡水一端又被飞机炸毁，此后海边有人将其挖出当作废品出售。在随后的时间内，电缆不断遭到破坏。

　　海底电缆被正名还得从英国电信部门说起，2001年5月29日《参考消息》称，几年前，英国电信部门曾派人到中国沿海寻找百多年前大东公司在华敷设的香港—川石—上海的海底电缆以及怡和公司承包敷设的安平(台湾台南市)—澎湖—厦门的海底电缆，借以显示他们当时电信事业的成就。消息一经传出，让海峡两岸热心人士开始寻踪觅迹这条线路，有台湾政坛人员、电信员工、民间文化工作者等。已故福建船政文化研究学者陈道章先生根据船政学校校友、老航海员王祖清先生提供的1975年5月版的海图以及后来又从各方征集到多幅海图，2001年赴川石岛寻访海底电缆，终于找到电缆登陆点，并在礁石中发现一截残存的电缆，使这一沉寂多年的重大史实浮出水面，从历史证明台湾本属福建省的一个部分，清代划建台湾省。

　　【船政请给奖奏片】

　　船政文化博物馆展厅二楼，海底电缆展柜旁，一封143年前的“举荐申请书”静静安放着，这张不足半米长的纸上，联合了五名清廷大臣的举荐，他们分别是船政大臣沈葆桢、钦差大臣左宗棠、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和福建巡抚王凯泰，他们联合向清廷举荐的是船政匠首黄文禧。

　　黄文禧，谱名黄孔春，别号珩臣，又名黄礼基，1828年生于永泰县锦安村。1866年，清廷在马尾创办船政，开始研究、制造坚船利炮，急需能工巧匠，黄文禧进入船厂，一边工作，一边在中国最早的技工学校——船政艺圃学习且成绩优异，后来成为船政十三厂中的匠首，带领工匠参与制造军舰：1869年，黄文禧参与制造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舰船——“万年清”;1872年，他又参与制造了当时远东最大的兵舰——“扬武”舰，这艘军舰后来成为福建水师旗舰。此后，他还陆续参与制造了“飞云”、“振威”、“济安”等炮舰。因为表现突出，黄文禧累功不断，先升额外外委，再升外委，尔后再升把总(从五品)。

　　这封“船政请给奖奏片”中上书：“黄文禧在厂精熟西法制造，不负所学，请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文中的“千总”为正五品。朝廷很快准奏。后来，黄文禧还积功加守备衔(从四品)。由此可见，黄文禧在造船方面颇有贡献。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副馆长王芳介绍，这份珍贵的船政请给奖奏片来自黄文禧后人的捐赠。“2009年，永泰县在做文物普查时发现了黄家的三件文物，一件是请给奖奏片，另外两件分别是黄文禧用过的木柄短剑和拐杖。得知这个消息后，馆长吴登峰与我一同拜访了黄家后人黄仁洪，知道我们的来意后，黄仁洪一口应下，他说到自己这辈尚且能珍惜文物，但又恐后辈不知珍惜，把船政文物交给国家，这是大孝。”

　　【通济舰舵轮】

　　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五楼展厅，一个完整的铜铁木合构舰船舵轮被装在玻璃罩中，它“出生”于1894年，距今已有124年。“通济”舰舵轮中间刻有“通济舰”、“大清光绪廿年”字样(后加钤“福州船政局”)。

　　“在船政文化博物馆内，清末时期的船政文物并不多，‘通济’舰的舵轮是福建船政造船的实物见证，它是一级文物，非常珍贵。”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副馆长王芳告诉记者，1937年8月12日“通济”舰被作为阻塞船自沉于江阴封锁线，直到1962年5月被打捞拆解。“2008年，我们通过社会征集，最终向军事收藏家曹少波购得这件舵轮，这也是迄今为止在馆内展出的唯一一件船政时期建造的舰船舵轮。”

　　“通济”舰是福建船政建造的第三十四号兵船，原名“建靖”，由船政学生魏瀚、陈兆翱、郑清濂、杨廉臣、李寿田监造。1895年11月被北洋购买作为练习船，更名为“通济”。

　　1927年，“通济”与“应瑞”、“靖安”两舰合编为练习舰队。由于“通济”舰长期作为马尾海校学生的练习舰，所以师生们都昵称其为“济伯”。萨镇冰和陈绍宽都曾担任该舰舰长。

　　【布雷军服】

　　2008年，89岁的台湾海军名宿倪行祺在家人的陪伴下，坐着轮椅来到马尾，第一次“走”进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在他捐赠的文物中，一件布雷时穿的蓝色军服惹人注目，这件军服上有多个弹孔，记载着他出生入死血战日寇的光荣历史。如今它被展览在博物馆五楼，与“通济”舰舵轮“面对面”展出。

　　倪行祺出生在福州海军世家。外公李圣传是晚清烟台海军学堂教官，倪行祺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海军布雷队第三分队队长，率部在湘阴实施抗日布雷游击战，曾布下水雷2000余枚，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为湘北会战的胜利立下战功。后来他随国民党海军赴台湾，曾任台湾海军官校教官、台湾海军总部外事联络室主任，退役后从事船务工作。

　　“抗战时期，我们的海军与日本海军力量悬殊，为此不能正面抗敌。我方只能采用沉船阻塞和布雷的方法，阻止敌方的进攻。这件军服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能够证明我方的布雷历史。”王芳坦言，无论是江阴阻塞战还是布雷游击战，这两种抗战的方式都极其悲壮，“倪行祺先生来到馆里时已是近90岁高龄，老人丢失很多记忆，但唯独不忘的就是抗战史，他还先后向船政文化博物馆捐赠了逾百件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