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江超云 文/图

　　闽江奔涌，马尾苍翠。在这片孕育过无数英雄的土地上，王助与江涛的名字如星辰般闪耀。他们自同一片山海出发，以不同的轨迹在革命星空中划出璀璨弧线。1941年，这个革命尚未成功的年份，正笼罩在战火阴霾中，为中华子女悲鸣的九州大地，见证了两颗星辰的陨落。

　　当尘埃落定，河清海晏，拜访王助烈士纪念馆与琅岐江涛烈士陵园之后，我们翻阅由中共福州市马尾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撰出版的《王助传》《江涛》时，触摸到的不仅是两位烈士的悲壮人生，更是一个民族觉醒的精神密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革命者的字典里没有妥协”，用鲜血浇灌出“共产党人的信仰之花”，诉说着革命者永恒的信仰与热血，让他们的故事在风中回响，浸润着这片土地。

　　书香门第走出的“播火者”

　　马尾区亭江镇象洋村的王家世代簪缨，据王氏族谱记载，其祖先是开闽王王审知。

　　1914年8月，王助出生了。少年王助天资聪慧，在爷爷王允皙的指点下饱读诗书。王允皙是晚清民国闽地的词人，其词疏密有致，吐属清婉，作品多展现爱国题材。这也影响着王助对国破之恨，家国之忧。1928年，王助那作为海军要员的父亲王宜祜，安排王助就近就读福州海军艺术学校（前身为船政艺圃），入学后的王助成绩优异。少年王助目睹马尾江面集着英、日、美等帝国商船，入侵列强的军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外国水兵趾高气扬，欺凌我国同胞。这一切都使他义愤填膺，立下振兴中华，拯民于水火的宏愿。

　　因王助就读班级的学生愤然以罢考反对不合理的考试办法，全班学生被勒令退学。1930年，王助转入福州英华中学，后直升高中部，在这里，他接受了党的教育，提高了认识，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成为该组织较早的成员之一。1931年夏，王助积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王助经时任共青团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叶飞和时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组织的肃劣联合会筹备会宣传部部长郑维新的推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活跃的“播火者”。

　　入党后的王助，根据党的指示，在福州各高等、中等学校的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宣传革命道理，团结进步青年。1932年秋，王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因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引起当局注意，党组织调王助回福建工作。次年秋，王助参加了厦门大学经济系进修，以读书为掩护，继续宣传共产主义理论，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并出版《现代文化》刊物，刊登了《荒木陆相的和平》等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使校园政治氛围大为活跃。

　　在校友的眼中，王助戴着一副眼镜，文静而严肃。他生活节俭，但对党的事业却无比慷慨，随着党的地下活动的深入开展，地下党面临着经费问题，王助常因革命活动经费不足，返乡变卖祖上留下的名贵书画等，一次被祖母发现，王助说明苦衷，祖母通晓民族大义，同意将殷实家产奉献给党，成就了一段“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纾难，资助革命”的佳话。

　　中央苏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共产党员们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王助毅然弃笔从戎，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王助从一名知识学生，过渡成为闽北红军重要骨干。虽然身体瘦弱，但是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革命战争中，他有热血、有头脑，创办《红色射手》刊物，填词谱写了《农民骂叛徒歌》，大大鼓舞了广大军民英勇战胜困难、抗击敌人的信心。

　　建立贫农团、陈家山突围、冬瓜洋战斗……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下来的闽北英雄儿女，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军队整编，党组织改组，1938年，王助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同时在党内任中共闽东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王助发挥青年知识特长，有较强的创新意识，深入群众，沉心躬身，注重宣传阵地，多有建树。同年冬，还积极创办了武夷干校，任副校长。

　　1941年，中共福建省委决定，由王助率队在建瓯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扩大敌后根据地。9月21日，王助率部途经建阳时，遭土匪袭击，背部中枪，壮烈牺牲。

　　王助牺牲一周年时，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满怀悲愤之情挥笔作《创痕》一曲纪念之：“慢怆长空，黯然无光，巨星陨落了一年，时光冲不淡对你的怀念。”1942年10月，为纪念这位功绩卓绝的革命活动家，福建省委决定将建松政特委命名为“王助特委”，武装支队命名为“王助支队”。

　　在王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亭江镇象洋村的王氏宗祠内，增设了王助纪念馆，已经成为后人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的红色教育基地。

　　从苦难中生长的“拓荒犁”

　　与亭江镇隔江相望的琅岐岛，在1912年，迎来了刚刚诞生的江其才（1932年改名为江涛）。江其才幼年丧父，在伯父家中目睹渔民与佃农的艰辛。为谋生的他，17岁就搭乘小木船抵达省城（即福州），做搬运工、人力车夫，睡在万寿桥下，过着饥寒交迫、风餐露宿的日子。后经同乡介绍到福州台江横街马友猪血小吃店当伙计。

　　横街地处台江中心地带，是商贸黄金地段，也是福州地下党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彼时，在店里他经常听到进步青年谈论的时政要闻、革命道理，在闲暇之余，他又常在青年会听取众多名流聚首讨论艺术、政治时局，也是在这里，他与当时还在英华中学就读的王助有了第一次的相遇。那时的王助在台上慷慨激昂，江其才听得津津有味。在进步青年的启发引导下，江其才正式加入共青团组织。后，转入地下工作。江其才参加了团委开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为日后领导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培训班结束后，受中共福州市委指派，他深入人力车工人中开展革命运动，了解当时福州的悲惨景况。飞奔在福州大街小巷的人力车工人，多是贫苦人家，他们深受官僚、车馆主压迫，以致工作努力仍旧生活困苦。江其才走街串巷组织发动工友团结起来，“敢于向剥削人力车工人的帝国主义、资本家及其走狗作斗争”，启发工人们组织起为工人自己谋利益的工会组织。在他的领导下，人力车工会搞得有声有色，取得工人信任，提高工会威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党组织敏锐抓住有利机会，指示江涛组织成立福州人力车工会。由于前期出色的工作和在人力车夫中的崇高威望，江其才被选为福州人力车工会主席。1930年，江其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31年7月，在中共福州市委领导下，江其才以在福州做工的琅岐人身份作掩护，将福州台江至琯头、乌猪一带的闽江水上交通成功打通，无数地下工作者在这条水上红色秘密航线上，输送战略物资、情报，为闽东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作出重要贡献。后，福州市委决定派遣江其才返回琅岐岛组建农民武装队伍，江其才回乡参加地下游击革命，为保护家人安全，就此改名为“江涛”。

　　江涛在走家串户中看到了贫农的革命积极性，决定建立上岐乡贫民会，上岐抗粮斗争就像一股强劲的春风，让邻村的农户看到了团结的力量，革命的烈火在琅岐岛上燃烧，不仅成立了共青团琅岐支部，还成立了农户自卫队、游击队。

　　1933年江涛在领导工人游行示威时被捕，后因《大赦令》被释放。刚刚出狱的江涛参加了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举办的军事训练班，成长为优秀的领导干部，并被派遣至连江任团县委书记兼中共连江县委委员。经过江涛艰苦卓绝的工作，连罗苏区各乡先后建立了8个团区委，20多个团支部，发展少先队员300多名。

　　1935年，国民党反对派对闽东苏维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江涛带领游击队进行反“围剿”战斗。1936年，江涛调任闽东特委委员兼罗源、古田、宁德中心县委书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苏维埃政权。1938年，江涛任闽东特委常委、工运部长兼军事部长，这一年，江涛见到了曾在青年会激情宣讲的王助，此时的王助已经回到福州，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在会谈间，他们达成了“需要大量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到城市、农村、山区等地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力量”的共识，此后，江涛坚持开展革命斗争和抗日救亡斗争。1940年冬，江涛临危受命任职周墩县委书记，为解决经费等困难，计划与地主武装头子孙第五做统战工作，奈何孙第五已经暗中同伪特种区保安中队长陈英勾结抓捕江涛。1941年4月，孙第五以母亲寿诞之名诱骗江涛赴宴，设伏抓捕。同年5月，宁死不屈的江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周墩七步，为国捐躯。

　　江涛从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便不避艰险，为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他是琅岐的好儿子，更是人民的好儿子。如今，在琅岐鳌山公园，雄伟的烈士纪念碑上，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题写的“江涛烈士永垂不朽”，在琅岐岛的暖阳下熠熠生辉。

　　王助与江涛，他们虽生于不同家庭，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时代的屈辱与生活的苦难，都在他们心中埋下了抗争的火种。两位青年皆以“弱躯扛山河”的胆魄，因为同一个革命理想，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以生命为火种，照亮民族觉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