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章盈旖

　　每周2到3次透析，是武汉7000多名尿毒症患者延续生命的方式，但随着武汉被疾风暴雨般的疫情席卷，医院应接不暇，怕造成交叉感染，有的关闭了血液透析室，有的医护人手不足，有的把血透室改造成隔离病房人。此时，这些尿毒症患者的透析治疗被迫中断，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死亡的威胁步步逼近。

　　福州东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炯在武汉宣布封城之后，第一时间意识到武汉尿毒症患者将面临的困境，他表示，“从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蔓延开始，我就在关注着武汉的尿毒症患者，如果他们5到7天做不到透析，死亡的概率是非常接近百分之百的！”

　　东泽公司作为一家聚焦于慢性肾脏病，为慢性肾脏病临床和患者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尿毒症患者是东泽公司领导层主要关切的对象。“疫情袭来，我们就一直考虑用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到武汉的尿毒症患者。”几经商量之后，杨炯和公司几位高层决定为武汉捐赠一批可以在家进行治疗的腹膜透析机，于是公司火速申请复工，用最短的时间准备好了价值150多万的医疗物资，积极对接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拿到了进入武汉的通行证，而杨炯本人，更是坚定地表示，要由本人亲自带队到武汉进行增援。

　　2月25日上午，杨炯载着满车的医疗物资，和随行的同事一起，两人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程。

　　“福州到武汉近1000公里，要开十几个小时的车，我们两个轮换着开。”杨炯坦言，由于内心急迫，他们甚至不在途中的服务区过多停留。“行驶几公里都看不见一辆车，有那么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没有专业的防疫经验，手上仅有几套筹集而来的防护服，杨炯到武汉援助尿毒症患者的行为怎么看，都像是“冒险之举”。甚至在他出发前，家人都是忧虑万分，虽然他细心安抚好家人做好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在进入武汉时，他的心跳还是加快了许多。但杨炯不断用乐观的态度化解自己内心的忧虑：“我还年轻，就算万一‘中招’，应该也能很快恢复过来。”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日夜兼程，2月26日，杨炯到达了援助的第一站：湖北省荣军医院。顾不得片刻的休息，他马上进行了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我们进入武汉第二天，PDGO迅速投入临床。”杨炯说道，“那时是武汉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有尿毒症患者跪在透析科主任面前说，你不救我，我就没法活了！”杨炯在听说了医院透析科面临的情况之后，很快和医院确定了几位援助对象，并在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就对他们展开了救助。

　　2月29日晚，杨炯和陈加春要到一名患者家中进行治疗，而这名患者的家，位于一个报告有多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的隔离小区。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穿上防护服全副武装，进入患者家中辅助患者上机治疗。

　　此外，在救助的对象中，有一个女医生的父亲患了尿毒症，但在疫情之下，女医生和丈夫要在一线忙于战疫，父亲的病情成了他们的一个心结。

　　“不能让医护人员一边战疫一边流泪！”杨炯亲自到女医生父亲家里安装了透析设备，为女医生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位已经在战疫一线忙碌了很久的女医生，总算对父亲的病情松了一口气，她亲自录了一段视频，对杨炯表示感谢。

　　“在那一瞬间，我找到了我来到武汉的意义。” 20多个日夜，杨炯和同事在疫情下的武汉四处奔波，为武汉的尿毒症患者提供居家医疗援助，还给武汉四家医院捐赠了透析设备，全部设备实施治疗达百余次。

　　从马尾到武汉，驱车来回2000公里，救助数百人次，杨炯给人的感觉不像高高在上的老总，而是哪有困难就往哪儿上的逆行“斗士”。

　　杨炯来自成都，是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的博士。2008年的汶川地震，他就在灾区参与救治伤者。据杨炯回忆，当时遇难人数众多，伤者难以胜数。“地震伤者主要是挤压伤，轻者需要截肢，重者就会死亡，对于严重挤压伤，最好的支持治疗方法就是第一时间采用高截留滤过模式的连续性血液净化设备（CRRT）快速清除肌红蛋白、纠正内环境失衡。”杨炯告诉记者，彼时在外企医药公司工作，现任东泽公司董事长周少文带领当时最大的一批CRRT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疾飞成都救援。由于CRRT设备需要配套使用大量的碳酸氢盐置换液进行治疗，但是中国当时并没有商业化成品上市，而刚好杨炯博士所在的研发团队正在作研制中国第一个商品化的基于碳酸氢盐的置换液产品，为CRRT设备提供了充足的置换液。两人因此结缘，协助医疗团队先后对超过100位患者进行CRRT治疗，帮助患者避免了截肢、保住了生命。

　　“我只希望能尽我所学，为国内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添砖加瓦!”杨炯淡淡说道，眼里却闪着坚毅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