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托洛茨基被严重妖魔化，斯大林把他说成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杀人凶手。虽然早在1929年就被驱逐出境，并且经过多年的镇压，苏联国内的所谓托洛茨基分子早已被消灭殆尽，但是在基洛夫遇刺后在苏联举行的三次大公审中每一个案件都同托洛茨基挂上钩，把他作为首犯，托洛茨基成为苏联国内发生的各种坏事的总根源，国内出现任何问题都推到托洛茨基身上。在苏联阵营，托洛茨基的名字等同于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在中国同样如此，托派被戴上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特务的帽子，托派就是反革命，1952年12月全国实施一个抓捕托派分子的统一行动，一夜之间把国内的托派统统关进监狱。

　　上世纪末，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伊萨克·多伊彻的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201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了这部书。这部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托洛茨基，对托洛茨基一生的功过做了如实的描写，把一个“妖魔”恢复成一个真实的人。正因为如此，此书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的关注。

　　伊萨克·多伊彻其人

　　先来说说作者伊萨·多伊彻(1907-1967)。这是一位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生于犹太家庭，18岁入华沙大学学习，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加入波兰共产党，任党报的编辑。1931年访苏，莫斯科大学要他担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的教师，他拒绝了，回波兰从事地下工作。上世纪30年代他公开反对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的政策，反对把社会民主党看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当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敌人，认为正是这一政策导致德共反希特勒斗争的失败。与此相反，他主张建立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参加托派，被波共开除，波共官方说法是“夸大纳粹的危险”，他本人称自己是第一个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被开除的共产党人。1938年因不赞同托洛茨基成立第四国际，与正式的托洛茨基主义拉开距离。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之前不久移居伦敦，担任《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作为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一度加入托洛茨基的“革命工人联盟”。战后同托洛茨基主义政治脱离关系，但仍然是托洛茨基的拥趸，主要从事学术活动，研究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1949年出了一部《斯大林政治传记》，由于此书，他被公认为俄国革命史的专家。接着，于1954年、1959年和1963年先后出版了托洛茨基传的三部曲：《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书中大量利用了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托洛茨基收藏的档案。据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时随身携带了大约30箱的档案材料和书籍，这批档案1980年才解密，但多伊彻得到托洛茨基夫人的允许，得以利用这些档案。作者访问过大量同托洛茨基有关的人士，利用了这些人向他提供的回忆录。因此就史料来说，本书也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苏联大量档案解密以前。这部书在托洛茨基的故乡俄国直到上世纪末才出了一个摘译本《托洛茨基在流亡中》，2006年出全译本，比中国晚了好些年。

　　多伊彻把托洛茨基看作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者，并基本上予以肯定的评价，尽管不时也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者说，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观点，也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的，当然，对马列主义他有他自己的理解。对俄国的几次革命，包括十月革命，都予以肯定。涉及托洛茨基和列宁在历史上的分歧和争论时，作者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并没有一味替托洛茨基说话。总的说，持论较为客观，甚至比目前一些俄国史家笔下所写显得客观一些。但由于写作年代是上世纪的50年代，苏联的大量档案尚未解密公布，对苏联的最后命运也还一无所知，所以对一些问题的阐述和评论不免有局限性。

　　多伊彻认可的托洛茨基所坚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包括：世界革命、公有制(国有制)、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等等。作者认为，提出和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得到作者肯定的还有：托洛茨基1905年在彼得堡苏维埃中的作用，1917年在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中的作用，创建红军，使用旧军事专家，反对进军华沙输出革命，整顿交通运输，反对出兵格鲁吉亚，对它的兼并，等等。

　　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无论处理什么政治问题，托洛茨基都从国际远景出发，超越民族的共产主义利益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最高原则。因此，他认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它起源于19世纪德国修正主义的国家改良理论，而它在实践上意味着放弃国际革命。

　　托洛茨基捍卫“无产阶级民主”，其目的是把各国共产党人从极其狭隘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在各国共产党中恢复“民主集中制”。他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在纪律中有自由，在自由中有纪律。它要求党在行动中保持高度的协调一致，但允许党容忍与其纲领相容的各种不同的观点。

　　顺便说一下，被广泛引用的所谓丘吉尔的名言：“斯大林接手的是木犁的俄国，留下的是用原子反应堆装备的俄国”，实际上是1953年3月多伊彻为斯大林写的悼文中说的。

　　长期以来托洛茨基被严重妖魔化，斯大林把他说成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杀人凶手。虽然早在1929年就被驱逐出境，并且经过多年的镇压，苏联国内的所谓托洛茨基分子早已被消灭殆尽，但是在基洛夫遇刺后在苏联举行的三次大公审中每一个案件都同托洛茨基挂上钩，把他作为首犯，托洛茨基成为苏联国内发生的各种坏事的总根源，国内出现任何问题都推到托洛茨基身上。在苏联阵营，托洛茨基的名字等同于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在中国同样如此，托派被戴上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特务的帽子，托派就是反革命，1952年12月全国实施一个抓捕托派分子的统一行动，一夜之间把国内的托派统统关进监狱。

　　上世纪末，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伊萨克·多伊彻的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2013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了这部书。这部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托洛茨基，对托洛茨基一生的功过做了如实的描写，把一个“妖魔”恢复成一个真实的人。正因为如此，此书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的关注。

　　伊萨克·多伊彻其人

　　先来说说作者伊萨·多伊彻(1907-1967)。这是一位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生于犹太家庭，18岁入华沙大学学习，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加入波兰共产党，任党报的编辑。1931年访苏，莫斯科大学要他担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的教师，他拒绝了，回波兰从事地下工作。上世纪30年代他公开反对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的政策，反对把社会民主党看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当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敌人，认为正是这一政策导致德共反希特勒斗争的失败。与此相反，他主张建立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参加托派，被波共开除，波共官方说法是“夸大纳粹的危险”，他本人称自己是第一个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被开除的共产党人。1938年因不赞同托洛茨基成立第四国际，与正式的托洛茨基主义拉开距离。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之前不久移居伦敦，担任《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作为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一度加入托洛茨基的“革命工人联盟”。战后同托洛茨基主义政治脱离关系，但仍然是托洛茨基的拥趸，主要从事学术活动，研究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1949年出了一部《斯大林政治传记》，由于此书，他被公认为俄国革命史的专家。接着，于1954年、1959年和1963年先后出版了托洛茨基传的三部曲：《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书中大量利用了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托洛茨基收藏的档案。据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时随身携带了大约30箱的档案材料和书籍，这批档案1980年才解密，但多伊彻得到托洛茨基夫人的允许，得以利用这些档案。作者访问过大量同托洛茨基有关的人士，利用了这些人向他提供的回忆录。因此就史料来说，本书也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苏联大量档案解密以前。这部书在托洛茨基的故乡俄国直到上世纪末才出了一个摘译本《托洛茨基在流亡中》，2006年出全译本，比中国晚了好些年。

　　多伊彻把托洛茨基看作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者，并基本上予以肯定的评价，尽管不时也指出其缺点和错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者说，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观点，也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的，当然，对马列主义他有他自己的理解。对俄国的几次革命，包括十月革命，都予以肯定。涉及托洛茨基和列宁在历史上的分歧和争论时，作者采取了分析的态度，并没有一味替托洛茨基说话。总的说，持论较为客观，甚至比目前一些俄国史家笔下所写显得客观一些。但由于写作年代是上世纪的50年代，苏联的大量档案尚未解密公布，对苏联的最后命运也还一无所知，所以对一些问题的阐述和评论不免有局限性。

　　多伊彻认可的托洛茨基所坚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包括：世界革命、公有制(国有制)、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等等。作者认为，提出和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得到作者肯定的还有：托洛茨基1905年在彼得堡苏维埃中的作用，1917年在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中的作用，创建红军，使用旧军事专家，反对进军华沙输出革命，整顿交通运输，反对出兵格鲁吉亚，对它的兼并，等等。

　　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无论处理什么政治问题，托洛茨基都从国际远景出发，超越民族的共产主义利益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最高原则。因此，他认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它起源于19世纪德国修正主义的国家改良理论，而它在实践上意味着放弃国际革命。

　　托洛茨基捍卫“无产阶级民主”，其目的是把各国共产党人从极其狭隘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在各国共产党中恢复“民主集中制”。他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在纪律中有自由，在自由中有纪律。它要求党在行动中保持高度的协调一致，但允许党容忍与其纲领相容的各种不同的观点。

　　顺便说一下，被广泛引用的所谓丘吉尔的名言：“斯大林接手的是木犁的俄国，留下的是用原子反应堆装备的俄国”，实际上是1953年3月多伊彻为斯大林写的悼文中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