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今天的一切情况，我认为，有思想的人，即文化人，傲慢地蔑视社会领域，即政治社会领域，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违背生活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领域亦是人道的领域。”

　　1922年10月，托马斯·曼在柏林发表题为《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讲，说了上面这段颇昂扬的话。此后，托马斯·曼多次重提这个话题，比如，1937年，在苏黎世发表的演讲《瓦格纳与〈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他说可将这种蔑视视为“真空、缺陷和停歇”，自然是要不得的。虽然不断发出这种疾呼，但托马斯·曼，仍往往被视为与现实脱节的作家。文论集《歌德与托尔斯泰》《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中译者朱雁冰提到，1975年，德国某电台访问多位作家，征询他们对托马斯·曼的意见，回复多数是否定性的。一位女作家说，托马斯·曼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但他将这些经历干干净净地排除在了作品之外。这种说法，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诚然，托马斯·曼的小说作品没直接写到世界大战，但是——不知道这位女作家是无知还是无视——你能说《马里奥和魔术师》、《绿蒂在魏玛》不是对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政治领域云谲波诡的反映吗?小说之外，托马斯·曼的文论作品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批判还少吗?莫非这些作品，就不算作品?此一问题，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有一个不错的总结：“托马斯·曼可以充当反映文学批评与政治动乱互为依存现象的一位代表人物。”

　　还有一种更肤浅的看法：托马斯·曼只是一名唯美主义者，《死于威尼斯》是一部供意淫的“耽美小说”——阿申巴赫不是说“美，只有美才是神圣的”吗?或许，托马斯·曼曾经真的如此认为，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发表于1947年的《我们的经验体认的尼采哲学》中，他说，自由的人要走出唯美主义时代，进入道德的和社会的时代。在另一处论及尼采的地方，他还说：“我们已经有机会认识到恶的一切渺小性，现在已感到，要敢于公开站出来保卫善，或者不为真理、自由、正义这类平凡的概念和观点而感到害臊，单单成为唯美主义者还是不够的。”“耽美”，是一种病，延续至今，我们这个时代，“耽美者”何其多。对他们来说，有美可耽，窗外刮什么风下什么雨，重要吗?这些“耽美者”，需要读一读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文论中有几个关键词：民族性、自传、教育——这或许是托马斯·曼所有著作的关键词。歌德，是托马斯·曼整个作家生涯中的伴侣，是他的“不可动摇的镜子”(托马斯·曼传记作者之一克·施勒特尔语)。在托马斯·曼看来，歌德是最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巨人：既是“自然之子”，又是“市民时代代表”。全世界范围内，大概只能找出托尔斯泰差堪比拟。歌德只用自传性材料创作，从不凭空杜撰。他的鸿篇巨制，教育了德意志民众。

　　且慢，讲求秩序的“市民时代代表”怎么又是“自然之子”呢?最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伟人，为何大力赞扬拿破仑?德意志民族性的本质，在于蔑视政治、社会，代表人歌德是否真的如此?集子里的单篇论述如《歌德与托尔斯泰》，常有这样一目了然的矛盾，硬被扭在了一起，无法令人信服。托马斯·曼老拿他以为的德意志民族性本质说事，也很让人厌烦。

　　所幸，文集《歌德与托尔斯泰》收有五篇论述歌德的文章，不必一篇定性。从发表于1922年的《歌德与托尔斯泰》，到发表于1948年的《关于歌德的幻想——为一个美国版英译歌德作品选写的序》，可以看出，托马斯·曼的观点一直是发展的，他笔下的歌德，终究是关注社会的，政治的，战斗的。在同胞面前，歌德一直保持矜持、讥讽、彬彬有礼但冷漠的态度，那是因为“他鄙视大吹大擂的、条顿式假爱国主义者。他从他同时代的那些普鲁士型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中嗅到了一种难闻的、危险的味道，那种沙文主义的偏见和侵略性。他对偏激的民族主义分子帕索夫说：‘单有纯洁和善良的信念是不够的，必须预见到自己行事的后果。您的所作所为使我充满忧虑，因为它们现在虽然显得高尚、无害、然而有朝一日却会把德国人引上卑鄙无耻、胡作非为的道路……’”

　　歌德的战斗方式，正是托马斯·曼的战斗方式。在《歌德——市民时代的代表》一文中，托马斯·曼说，他觉得自己像歌德，他只能从一种家族相似性的角度讲歌德。他讲歌德，讲的其实是他自己。这两本文论，照出托马斯·曼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看法。综合起来看，很像是一部“教育小说”：一开始，年轻的、轻信的、动不动就要赞美“美”的托马斯·曼，终究变得沉稳、务实了。

　　美学上，托马斯·曼是一个杂食者，兼容并蓄者。克·施勒特尔有一个说法值得一提，他说，承认互不相容的东西是人道主义的准则。而人道主义，正是托马斯·曼最重要的战斗武器。在这里，美学与政治融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