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药》周刊：先来谈谈书名吧。这部小说集以《春天在哪里》为名，无疑与其中的主打篇目《春天》有关。而在你之前的《灰故事》里，也有一篇同名作品《春天》。你似乎对“春天”这个意象特别感兴趣?

　　阿乙：《灰故事》里的“春天”是强调一种发酵、膨胀的状态，写了一个人吃了人肉;《春天在哪里》里的“春天”是人名。在派出所上户口时，需要给孩子起名字，父亲问母亲，孩子啥时候生的，那母亲有气，说，反正是春天生的。那父亲就说，好，就叫春天。这个名字揭示的是父母的不负责任。也可以叫夏天、冬天。只是春天可能更符合任何人的期望，即使是很坏很不负责任的人。

　　《读药》周刊：你之前在媒体访谈中曾说过，《春天》将是一部长篇小说。请问最后是什么原因令它缩短了篇幅，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篇?

　　我怎么可以忘记自己最开始的用心。

阿乙：目前大家看到的是原计划里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一共20节，其中1-19节是第一部分，第20节是第三部分(谜底)。第一部分是采取完全的倒叙结构，即叙事是从现在向过去倒退的，讲述者是死者曾经的房东;第二部分是采取完全的顺叙结构，即叙事是从过去某一时刻向前推进的，推到某个点和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焊接上，第二部分的讲述者是死者曾经的男友。这两个讲述者将共同讲述春天的一生，在第一部分里，叙事特别干硬、寒冷、肮脏，是照着人性和事件脏得没法再脏去写的，第二部分则是温润、光明、美好，是照着幸福和温暖去写的，是照着天堂和幻梦去写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好像天上绵羊般的云朵和地上散发着粪臭的臭水沟有一个对比。互相衬托。第三部分则是揭开那个黑洞，意思是第一部分的肮脏还没有到底，还有更深的黑洞。这个计划很好，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将第一部分写完后给了人看，对方的回复很糟糕，认为这是一个粗俗的小姐的小说。我比较信任对方，我受了很大打击。结果我认为第二部分写不写无所谓。现在我在凶狠地揍自己，我在扇自己的嘴巴。以后我不将东西提前给出去了，万一犯贱给出去，我就一定要踢自己几脚，怎么这么贱。

　　东西发出去了，我就基本不会回炉了，嘴上说要回炉，但没一个回炉。你看外边大厦做好了，也使用了，还有施工队回去重做的么。就那样吧。我挺后悔我没把这个实验做完的。

　　《读药》周刊：正如在上述访谈中宣告的，你希望在《春天》里开始一个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和思考模式。为什么想要换一种写法?据说，这种新手法是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

　　我像做数学题那样做一篇小说。我写小说很累，雕琢感也很强。我是个努力的工人。

阿乙：不是受福克纳的影响。是我想做一个尝试，就是让文字在一部分里功能性特别强，比如在这部分，它特别的凝重和干涩，在另一部分，它特别的柔和与温暖。就像尤文图斯的队服，黑是黑，白是白，然后因为黑白清晰地相邻，黑的因而更黑，白的因而更黑。我从来没放弃对小说的尝试。我经历过很多失败。我想证明一种可能。也许这个没写好，但下次我写别的一个故事时就能成熟地采用这一结构。这个结构特别适合“兄弟反目”之类的故事。《正义晚餐》也在试验一种叙事，就是叙事是Y字型的，两条河流同时流动，最终汇成一条河流，在交汇的那一刻不是结束，而是重新开始一段。电影里经常有两条河流同时流动的设置，显得紧张。小说里法郎士写过。过去我做过的尝试是《小人》(《鸟看见我了》里的)，我让一个故事从阳的一面讲完，然后留下一句话，让读者再从阴的一面想一遍，发现两个对立的结论都存在。那隐藏的结论还要更吓人。故事结束了，而惊恐才刚刚开始。我总会做这些方面的设计。我也会设计我的语言(我的语言不好，所谓幼功差，我最近一年读了不少诗，诗歌会感化我)，设计我的结构，设计我的细节(我对无所不在的细节总是细心运营)，设计我的人物，设计他的性格，设计他的对白。我知道这世界有很多天才，但我更喜欢踏实的人和踏实的事物。

　　《读药》周刊：从个人阅读体验来说，你在《春天》里进行的形式实验，在结构手法上很是越矩，但似乎并没能更强化故事的冲突性。相比于故事本身，你讲述故事的结构倒是更吸引人，甚至隐隐生成了一种内容效果。那么，这是你有意为之，让叙述方式成为内容的一部分?还是说，这是一场并不完美、有待改善的形式实验?

　　我不会停止所有我认为合适的探索，我也会拿捏分寸，不会成为探索的奴隶，我寻找的是讲述的方式与角度，我最终还是要讲这件事。

阿乙：前头已经讲过，比如这是个双子大厦，建造了一半。很遗憾，但也没什么不妥。缺掉也许也很好。实际上每次，我都是有一个故事，然后再来考虑用什么方式去讲它。而不是相反，不是先有一个形式，然后再去设计一个故事。讲述方式很重要，我在报社上班的时候就知道，烂的记者你把全世界都给他弄爆炸了，他也报道不出一个屁来，好的记者你就是让他去社区医院走一趟，他也能把自己采访的事情讲得津津有味。这个就是讲述的方式、角度。我不写小说的时候，喜欢和人讲过去的事情，我讲着讲着对方睡觉了怎么办?那就一定是讲述方式出问题了，角度出问题了。我知道有些人讲自己的事情时真不好玩，我都是忍着。总是要探索。

　　《读药》周刊：你曾说过，写《春天》这部小说，“主要是想表达一个永远的客人，谁也接纳不了她，谁也关心不了她，只有她自己。”那么是什么原因令你想写春天这样一个“永远的客人”?作为一个别人无法走近的人，春天怎么会对陈庆产生如此浓烈和执着的爱?

　　我觉得我这样的作者真是没有资格去写女人。甚至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写所有人。

阿乙：我最近去一个稍远的医院看病，总是起很早搭地铁去，到那里挂号，只能挂到下午的，因此从上午到下午有那么四五个小时，人像一个傻鸟，在那医院外走来走去。前几天天还热，地上没有你坐的，没有谁认识你，走来走去，腹胀，肚子一肚子的货，不知道去哪里卸掉。不想去公厕。还是家里厕所好，家里在几十里外。这样我就觉得我和这个世界隔开了，我和它没有联系，我和它充满敌意。我怎么也融入不进去。我总是想逃离，但是我始终逃离不了。这只是我某一天的体验。而这世界上有一个女孩吧，曾经很多天，都是这样在外边飘来飘去，寄生于这生硬的世界。她就是这个世界的客人。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女孩，我就开始来写。开始写得很煽情，就删除了，后来写的特别干硬，就是现在的样子，看不见同情的。我经历中有这样一个女孩。我写的时候想到《三十七度二》《茶花女》《双重赔偿》《邮差总按两遍铃》等等。但是我最近看过《日落大道》和《欲望号街车》，写人是最难的，总会有很厉害的作者，他让你望尘莫及。我想我得来回看这两部电影，看它个十几遍，再来写春天就好了。可惜当时没有接触到。《日落大道》和《欲望号街车》证明

　　《读药》周刊：你在叙事时，有时会突然出现某种违和感。比如在《杨村的一则咒语》这篇小说中，你在结尾抄录了一段英文歌词，这显然和故事中贫瘠乡村、愚昧农妇的背景有些不搭。那么，营造这种混搭风格，你究竟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既然它让人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值得保留。

阿乙：我还以为很自然呢。有时候自作多情看起来很可怕。我还以为有人会认为这是全球化对乡村的无情吞噬呢。就像电影《启示》的最后，印第安人在海边发现了白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白人，他们的命运从此被改变了。有很多人都跟我提过这个段落，包括译者，但是我还是将它保留下来。

　　《读药》周刊：《发光的小红》这篇作品和其他作品放在一块，显得有些特别：主人公的世界观很单纯，有价值观的色彩。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篇小说?

　　当时有段时间很不自信，觉得自己走到死胡同了，就有重复自己的冲动。但现在不会了。我宁愿写一个新的烂东西。

阿乙：是因为有一个迷人的想法。迷人的想法害死人。看过《寡人》的都知道缘故。这件作品我重在锻炼自己的细节能力，这是个不可信的故事，我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怎样写出“手划出一道白光”的效果来。我在做这个尝试，尝试成功，我就觉得好玩。它倒不是我后悔的作品，我后悔的是《北范》，因为是对《先知》的重复。因为《先知》让一些人觉得好，我就写一个类似的。我很后悔这么去做。因为

　　《读药》周刊：你的小说中的人物总有一股毫无来由的怪异或毛病，你自己怎么看?

　　我自己有很多毛病。《阁楼》里的怕死，就是我自己在怕死。

阿乙：有三四年，我怕死。有时候和人喝茶，突然说，我先走了。就是因为我怕死在他面前，死得羞耻。现在不怕了。人都会有一段遭罪的时间。我有时会把这几年写作的失败归结为抑郁症，但实情是这几年我写得很多，质量没下降太快，暗自里它在保持进步——也就是说，我的手段和方法现在更多，对事物的理解也深入了。一些人说《鸟看见我了》好，但是让我回到那时候去，我还不愿意。《鸟看见我了》结不出一个写长篇的阿乙，但是这几年鼻青脸肿的尝试，在中篇和一些架构上的尝试已经使我能去写长篇了。我的长篇现在写到14万字，写到20万字的时候结束。这是我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长篇，也是最后一个。我写不起长篇。我只要写过一篇就好。我已经写了十个月了。

　　《读药》周刊：在这部小说集的发售语中，你说这里面的故事“都有点志异的色彩”。而中国古代的志异类小说，外表是奇幻的，骨子里却带有特定文化体制中的温情。但你的作品里，似乎并没有?相反，更多的是灰暗色调。

　　阿乙：有点志异的色彩，就是稍微归归类，就是都有点怪怪的。不要深究。

　　《读药》周刊：说到“灰暗”，记得你以前也曾说过，有一天要写一部“温暖到让人战栗”的小说，但这个计划一次次地流产。你今后还会为此而努力吗?

　　是灵魂上的缴械，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温暖。我打算写一篇这样的，如果我自己估测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我就将它销毁。

阿乙：看看我的空想——我打算写一篇温暖的小说，我一直在计划，我不知道它的长度，我打算让可能的读者像在雨地里看见上帝一样，垂下双手，任心灵痛哭。不是那种虚情假意地，拿起手绢，来个潸然泪下，而是全身心地被补偿得不行，被泥沼深处里浮现出的坚强阳光所感动。但它是个古代故事，我对古代题材永远都把握不了，我在想办法。我有这个冲动。

　　《读药》周刊：在这部小说集的发售语中，你还说道，“小说带给我的磨难与难堪越来越多，因为到今天我还没有征服它”。你和你的小说之间的较劲儿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写小说是做一件工艺品，是做一件独立于作者的东西

阿乙：所有构成它的方面。1.想法;2.人物;3.性格;4.细节对性格的支撑;5.性格对人物对白的约束;6.至少两个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7.事情的起源;8.冲突的展现;9.冲突的深入;10.伏笔;11.语言;12.对无关材料的割舍;13.结构;14.开场白;15.对比喻的限制(这个刚开始做);16.背景。还有一些吧。，这是我对小说的理解。它只是所有小说里的一种，我写的就是这种成本巨大的小说。

　　《读药》周刊：这部集子里的好几篇作品都是根据真事改编，以你现在的创作状态，完全虚构和根据真事改编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担心有一天身边的素材枯竭了怎么办?

　　写作者应该有自我造血的功能。

阿乙：我对素材的依赖越来越少。灵感开始总是只有一个蚕子那么大，长成一个世界，需要你勇敢地用你的经验与推理能力去演算，去设计。人是很容易写干的，写干就像频繁对着河水吐痰，大家都很无聊。他一定有他的办法。我越来越喜欢戏剧，戏剧作者是超越小说作者的，戏剧家是真正的巨匠。我得去戏剧里学习一些东西。那都是刺刀加红的真功夫。还有，保持阅读，就是保证自己不会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