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后，我已经翻到第二章的中间，大约译出六十几个十四行诗节的时候，大难临头了。对我国解放以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长时间里，直到现在，都起着不利影响的“反右派”运动，这时突然间如狂风暴雨般降临到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也降临到我的头上。本来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要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突然间，由于有少数人在对党的工作和个别党员提意见时，说了一些不恰当或者甚至是错误的话，马上把许许多多提过意见的人，全都扣上一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据说有好几十万。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我是那几十万个命运不济的人当中的一个。这几十万个知识分子以及无数遭受株连的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中，不明原因死掉者有之，自杀者有之，妻离子散者为数不少，家破人亡者屡见不鲜，而作为“右派分子”普遍的遭遇是失去工作，失去或大大降低工资收入，家人生活陷入相当的困境，本人则大多被送到农村和其他艰苦地方去劳动改造，也有因为有不服的表现而被送去坐牢或劳动教养的。二十年后，到70年代末，有了一个承认这次运动有错并加以改正的决定，但这几十万“右派”和他们的为数更大的家属与遭到连坐的亲友，二十年来所遭遇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和他们所受到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却不可能因为这一纸决定就从此消除。而且，这一次针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有错误的政治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恶劣影响，直到今日也未能尽除，其损失更是无可估量的。我被扣上“右派”帽子跟这本《叶甫盖尼·奥涅金》不无关系，所以我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说到这些看似题外的话。

　　我是在“反右”过后的第二年，1958年春天，当上右派的。我所在的单位本来已经定出并上报的“右派分子”被认为人数不够，“比例不足”，于是又把我增补进去了。“白专道路”是我的罪名之一，我在研究任务以外自己悄悄进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是群众批判揭发中指出的我的一个具体的罪证。

　　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迷惘。面对妻离子散家破和身败名裂的处境，我茫然不知所措，原先痴心追求的一切都顾不得了，我被划为仅次于极右分子的三类右派分子。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每月领取三十元的生活费，去劳动改造。我因此离了婚，孩子离散了，后来我的父母亲也陆续因生活困难而死去。

　　1958年的5月，在我要被送往河北省东部太行山区农村的头一天中午，天气炎热，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这时文学所已经搬到科学院里)第三层里安静极了。我坐在原归我使用的研究室办公桌前，桌上和抽屉里已经一无所有，我面前的墙壁上贴着一张记不得是哪位革命左派同志写的，勒令我“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大字报。这张桌子和这张大字报在告诉我，我从此将永远不能再和我心爱的俄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任何关系。《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当然不得不忍痛丢开，不敢再去碰它。我心中苦不堪言，感到万念俱灰。

　　我独自坐在那里，坐得实在无聊。我到厕所去小便。我站在那个白瓷便池前，正在面壁发呆，忽听得身后有人走进厕所来。原来这层楼里还有别的人。他也是来小便的。两个小便池并排贴着一面墙，这人和我也并排站立。我(因为自觉自己是坏人)头也不敢转一转，眼睛更不敢斜视去偷觑人家，只盼着他赶快结束走掉，我好把身体上难受的紧张放松。

　　忽然我准确无误地感觉到，他不是别人，正是何其芳先生。

　　我心中的苦味突然陡增，我多想跟他说一句话啊，至少是对他说一声再见，因为我明天就要下乡去劳动改造了。可是我不敢对他说话。他是所长，是所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组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好人们和我之间的界线是划得分明的，连楼里的勤杂工对我都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他。我动也不敢动，两只手僵持在一个位置上，心中只盼他赶快走掉，又希望他不要马上走掉。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处于十分紧张难受的状态。

　　他先结束。转身走开。我仍然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听见身后他的皮带扣发出的声音。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向外走去的脚步声。

　　我有些奇怪了，没有再继续僵立，我转过身去。我发现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后。这时，我和他面对着面。我不敢对他说话，也不知该说什么。而先开口说话的是他。我万万料想不到，在这种时间，在这个地方，其芳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

　　说完这样一句短短的匆忙的言不尽意的话以后，他立刻昂起头，做出似乎并不曾理睬我的样子，转身走出厕所去。在他临出厕所门的那一顷刻间，我见他先是探头向外，看看走廊里有人没有，然后才大步地走开。他的这个动作说明了许许多多主观的和客观的问题，值得我们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去分析研究。

　　我在听到所长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以后，身体才恢复动作。听了他的这句话，我忽然感觉到，我的万念俱灰的黑暗处境里有了一线光亮。我还不是一个等于已经死掉的、一无用处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做好我应该做好的工作。当时我觉得，其芳先生的这一句话是世界上最亲切感人的话。其实，在那个年代，那个中国现代历史的阶段，对于千千万万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社会主义的声音。只可惜当时敢于说出或是有良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的这句话提醒我想到，我并不是像那些在大会上口吐白沫声嘶力竭痛斥和批判我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从此“盖棺论定”。(那时，有人还给我画了一幅漫画，我躺在棺材里，手里好像还拿着一本《奥涅金》，棺材盖子上写着“白专道路”几个字。)不!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并没有错!其芳先生不是已经对我说了吗：“《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他的这句话在当时对我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让我重新直立起来、勇敢做人，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事业的精神的支柱。我过后越来越理解到，在当时，对我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在其芳先生又是多么地大胆，承担着怎样的风险啊。他不正是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吗?我不正是一个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吗?我觉得，其芳先生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忠诚，他为人处世的一颗善良之心，他对当时反右运动中的一些观念和做法(也就是当时的政策)在内心深处的判断和评价，在他对我所悄悄说出的这一句话中，全都坦率无遗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年里，我在国内国外，读到过不少专门研究何其芳先生的文章，而却很少有人探入他心灵和思想深处的这一个矛盾的方面。我觉得，不如此深探，便不能研究出一个真实的何其芳来。

　　这个发生在厕所中的故事，自从我把它写在我的译后记中，已经在读者和朋友中间广为流传。现在，在这篇文字中，再次回忆起那一天生动的经历，想到我这个人的一生，竟然是在那一间厕所里，从迷茫、昏乱中重又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的。那间厕所应该是我的人生旅途的一个“圣地”。我要永远记住它才是。

　　心头的激动催出我眼中汹涌的热泪，我从那个厕所里奔回研究室，俯在那张空无所有的写字桌上痛哭了一场。哭过以后，我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箱，取出我那本已经翻破的《奥涅金》单行本、苏联科学院出版的那套俄文普希金全集第五卷(有《奥涅金》的那一卷)和我已经译出的稿子，把它们塞进我下乡要带的行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