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三十出头的翁伟(化名)，看起来和别人没什么不同，每天在家吃饭、睡觉、开车上下班……但生活的另一面，是他必须时刻与琅岐司法所保持联系，定期汇报思想动态、参加学习培训和公益劳动，外出需要请假。

　　翁伟的真实身份是服刑人员，但他不用剃头，不在高墙内服刑，而是在社区里完成改造。他是一名社区矫正人员。

　　所谓“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的监禁矫正相对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其顺利回归社会。

　　两年多以来，我区累计接收矫正人员232人，解教117人，无重新犯罪。社区矫正——这种特有的改造方法，给服刑人员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也在他们和专职社工中演绎了一个个感化和救赎的真实故事，让矫正对象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新生。

　　法理中的人性

　　三年前，24岁的柯思漪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马尾司法所成为了一名专职社工。社工的工作除了每天登陆福建省社区矫正信息管理系统对矫正人员实施定位监控，每周电话反馈，每个月还要到矫正人员家中走访，到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社区矫正人员的情况，回来后制定帮教方案。

　　“起初，最困难的是与这些犯错的人员进行沟通，这些人大多是三四十岁的生意人，他们的警戒心很强，在前期的交流中，他们往往会抗拒帮教，相处久了后，他们会放下戒备与我们聊天，还时常觉得我们像孩子一样。”柯思漪笑着说。刚刚工作的那年，柯思漪就遇上了一个“大难题”。

　　叶成(化名)是美籍华人，因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而被马尾司法所接收，时年已经80岁。叶成体弱多病，需要长时间服用固定的药品才能稳定病情，因此他无时无刻不想回到美国，然而在法律的约束下，这个老人只能孤身留在中国。

　　法律和人情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柯思漪看着这个比自己爷爷年纪还大的老人心生怜悯，“老人的家人都在国外，只有一个远房侄子在马尾，我们和他的亲属商量后，轮流上门看望叶大爷，同时为他提供表现情况稳定证明，希望能为他减刑，早日回到美国治疗。”在后期的矫正中，老人有一次拉着社工的手感动地说：“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我会配合接受矫正。”然而，令柯思漪感到遗憾的是，老人在第二年矫正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养老院去世了。

　　“这件事触动了我的内心，我意识到社工就像是森严法律中的一束温暖的阳光，矫正人员从看守所释放后见到的第一个社会人员就是我们，我们对待他们的平和心态能带给他们自信，让他们尽快走出心灵的阴霾。”柯思漪说。

　　去年，柯思漪与同事们还帮助一个18岁的少年犯举办了成人礼，这个原本自闭的孩子在聚会结束后偷偷发信息给柯思漪：“姐姐，我想请你吃饭。”柯思漪笑着告诉记者：“孩子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感激，在矫正期他也格外配合我们的工作。”

　　互助情谊

　　琅岐司法所所长程文松告诉记者，部分民众对社区矫正对象认同度比较低，“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罪犯’就意味着‘坐牢’，认为只有把罪犯关在监狱里才是最安全和最让人放心的，因此，不少矫正人员很难找到工作。”

　　在琅岐，翁伟开的海鲜楼生意兴隆，在他的酒楼里，他接收了另一位矫正人员，给她务工的机会，“其他矫正人员与我都是乡亲，共处的这段日子里我们慢慢有了感情，看着他们为生活四处奔波的模样，我真有点力不从心。”翁伟说。

　　考虑再三后，在翁伟、琅岐司法所所长与马尾区司法局的共同商定下，大家决定将翁伟经营的海鲜楼设立为社区矫正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就业基地，以帮助解决矫正人员的劳动就业问题，为他们重新走上社会提供物质条件。

　　挂牌不久，翁伟的海鲜楼就走进了一位矫正人员章欣(化名)。章欣因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丈夫被羁押于福清监狱，女儿在餐馆做点零工，生活非常贫困。了解情况后，翁伟主动联系她，为她安排了一份洗碗工的工作。因为家庭的情况，章欣比较自闭，不爱说话。细心的翁伟注意到后，不仅经常与她拉家常，还在平日里观察她，工作上有一点细微进步就及时表扬。在翁伟的热心关怀下，章欣逐渐变得开朗、乐观起来。

　　去年，章欣的母亲因病去世，随之而来的丧葬费等一系列费用让她心力交瘁。翁伟看到她的困境后，立即掏出1000元，让章欣有困难直接找他。章某哽咽着送走自己母亲最后一程后，回来对翁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的悉心关照，是你让我明白了如何坚强地生活。”

　　在马尾区司法局矫正科，科长张诒雁告诉记者：“社区矫正渐渐成为一种趋势，法理与人情并存的时代到来了，我们很欣喜看到这样人性化的管理，通过普管、宽管、严管，给这些犯错的人一个有人情味儿的‘法律约束’，能感化更多想改过自新的人们。”

　　记者 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