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樱尧

　　抗战时期，日军倚仗空中优势，对中国进行疯狂袭击轰炸，无数生灵涂炭。为反抗日军暴行，中国年轻空军多次升空，以简陋飞机和血肉之躯，与敌惨烈战斗。美国、苏联等国际反法西斯航空人员也组成志愿队，参加对日空军作战。

　　八年抗战，中国空军作战飞机除国际社会支援外，飞机的后勤保养、修理以及仿造，仍至自己设计制造，为前线提供了巨大支持。这期间，1930年由马尾搬迁上海的上海海军飞机工程处航空技术人员和工人，随厂迁到四川成都，竭力修理、制造飞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空军界赢得一片赞誉声，被称为“马尾派”。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简约了解“马尾派”在抗战中的壮举。

　　上海8·13事变后，飞机工程处奉命从上海后撤至湖南衡阳，又迁湖北宜昌。1938年1月21日，日机空袭宜昌，木工股长陈立庠、组长林珊惠被炸身亡。11月又迁四川万县，在曾贻经主任带领下，几经周转，最后安身成都，归属中央航空委员会，改编为第八飞机修理厂。在一年多的搬迁中，工厂仍坚持生产，共修理飞机79架，装配飞机69架。

　　航委会下辖飞机修理厂十余家，分布在西南各地。第八飞机修理厂主要任务是修理空军军士学校的飞机。以马尾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第八厂，由于“相当有经验，内部矛盾较少，因而在空军十几个修理厂、所中，成绩最为突出”。他们修理飞机进度快、质量好。所修飞机中，有一种美国的弗利特(FLEET)型初级教练机，是钢管焊接的机身，结构较简单。曾贻经呈请自造，得到了批准。第八厂即增设制造课，不久就造出可供使用的弗利特型飞机，这些成就在空军部门大受称赞。曾贻经也被提拔为掌管空军各厂、所、库的机械处处长，主持空军全军的技术业务，地位比各修理厂厂长高得多。曾贻经让马尾飞潜学校毕业生马德树接任八厂厂长。不久，曾贻经又辞去机械处长职务，推荐由马德树继任处长职务。曾贻经到空军航委会主任周至柔的参事室当参事，很多重要文件都要先送他审批后，再送主任批示，实权大得很。当时，空军界就认为，福建马尾派“掌握了旧空军的技术大权”。

　　为什么“马尾派”在西南大后方航空界名声显赫?有一位当事者梁炳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评述：“旧空军技术人员有各种流派，其中有一支老的流派，来自马尾海军造船厂。该厂曾造过小型飞机，有一批技术人员。由于有造船厂作后盾，所以从技术人员到工人，都相当齐备和比较充实的;又由于福建没有地方空军，没有空军军官作后盾，他们这批人的工作只限于飞机修造，反而能抱成一团，专搞技术工作。其他如两广派和笕桥派，由于有空军军官作后盾，出路广，人员分散全国，反而在技术方面无所作为。”从中可以看到，一大批忠于祖国航空事业的马尾人，背井离乡，矢志不改，像优秀的种子，播撒各地生成航空果实。

　　第八修理厂凭借技术实力，修飞机的同时，也制造出教练机，为此，增设了制造课。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制造课，后来居然发展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央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

　　1941年滇缅公路被封锁，机器、材料无法进口。而在抗日前线，飞机的需要量更迫切。航委会筹划建立第三飞机制造厂，就是依托“马尾派”的技术和经验，应用国产材料，自己设计和制造飞机。1942年4月，第三飞机制造厂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建立。航委会以第八修理厂的制造课技术力量为建厂基础，将一批原马尾海军制造厂的人员调了过来，职工约400人。任命飞潜学校第一届毕业生郑葆源为工务处长，厂长由航空研究院院长黄光锐挂名，整个建厂及展开生产工作，实际上都由郑葆源负责。

　　制造三厂成立不久，即造出了15架弗利特初级教练机。由于这种飞机不容易损坏，坏了容易修，够用后就不再生产。接着，开始研制仿苏联GB轰炸机，是由航空研究院与三厂共同设计制造，故取名“研轰三”。同时还制造了三十余架“大公报”号高级滑翔机。三厂所造的飞机，除发动机、螺旋桨、轮胎、仪器进口外，其他材料均采用国内材料，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材料，又是以“马尾派”为技术主体的航空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

　　抗战胜利后，第三飞机制造厂奉命接收台湾的日军各工厂。1946年4月又迁往台中，除接收日军各厂设备外，又从美国补充了部分大型设备，形成了一个有1200多人的大型飞机制造厂。“马尾派”中不少人也因此去了台湾。

　　1949年前的40年间，国内各厂制造飞机总数约六七百架，其中大部分是仿造，或者仅仅是装配，真正自己设计制造的，大约不超过十分之一，也就六七十架。如果从马尾到上海，再到成都，“马尾派”所造飞机累计起来，数量也近此数。另外，“马尾派”中还有以王助为代表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航空研究领域所创造的成绩，以及曾贻经又在广西桂林创办了第四飞机制造厂等功绩。 “马尾派”不但首创中国航空工业，还为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