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晓霞 章盈旖

　　“我的父亲叫江达霖，1932年参加了闽东红军游击队，曾担任琅岐地下党特支委员，代理书记、红军赤卫队琅岐三坟洲联络站长。1937年，母亲陈水英与父亲缔结连理，当时父亲已经31岁，母亲才17岁。”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父亲与母亲两人哺育了七个子女。回想起父亲江达霖的教诲，江典诚觉得犹在耳边，“我父亲小时候因为家里穷而决定参军，他一心想着打仗胜利后能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他一直教育我们要爱国、爱党、爱乡、爱家，这‘四爱’就是他留给子孙最大的财富。”

　　在江典诚的心中，父亲的形象就像一座丰碑，既敬仰又亲近。“爱国，是我们的根本，有国才有家；爱党，是父亲作为老红军老党员的不二信仰，父亲常教导我们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爱乡，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不论行走天涯，家乡的兴荣才是最值得开心的事情；爱家，就是要敬老孝亲爱幼，一家和睦。”

　　2009年，江典诚在位于琅岐镇光辉村的祖屋细心布置了一个“孝道庭院”。院子里有一幅对联：临小院不忘家乡宗族，离家门常怀父母情恩。这也是父亲去世前给予后辈的遗言缩影。

　　“我母亲生前住惯了以前的老屋子，执意与我们分开居住在农旗村。我每次去看望母亲，她都会准备好牛奶等待我，叮嘱我注意身体，可是这些关怀的话分明应该从我们做子女的口中说出啊!”江典诚说着，红了眼眶。

　　很多次，老母亲给江典诚打来电话，说自己指甲长了，让他帮忙剪，江典诚戴上老花镜就往母亲家赶。母亲是裹小脚的女人，江典诚把母亲裹得畸形的“三寸金莲”抱在怀里，细细地剪着，擦拭着每个勾缝里的污垢。“会疼吗?”江典诚抬头透过老花镜看着半躺在椅子上的母亲，丝缕银发下老母亲微笑着摇摇头。

　　江典诚的孝心打动着妻子和儿孙，他与妻子育有四个子女，20多个儿孙。妻子每逢回琅岐老家，都会捎上婆婆喜欢吃的食物和家里缺的物品，“老江对父母的孝顺，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我们终有老的那天，今天的父母，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

　　江典诚深受父亲影响，不仅倡导孝顺父母，友爱家人，更相信教育能改变命运，“因为尝过没文化的苦，父亲在教育上从不吝啬，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上学。”

　　大跃进那一年，江典诚握着母亲卖铜片得来的三块钱乘坐轮渡到马尾“马江普通中学”念书。学校借租在马尾街一所旧教堂里，吃住都在沿江边的一个破房子里。为了省下路费，江典诚每半个月才回家一次，带上大米和咸菜。“每次回学校，母亲就把白米装好放在我包里，家里只剩粗糙的地瓜米（将地瓜剥丝、晒干后制作而成的食物），难以果腹，但她从来不会抱怨。

　　“知识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就像烙铁一样深深烙在了江典诚的心里。2015年，为了鼓励孙子们勤奋求学，江典诚和老伴宣布在家里设置“爷爷奶奶奖学金”，孩子们考上初中、高中、大学均有不同奖励。“金钱的奖励只是一种手段，我更希望我的孙子们能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几个孙子孙女都很争气，很优秀。”江典诚说着，笑开了花。

　　江典诚不仅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极其关心，对于一些无力支付学费的寒门学子，他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他曾经资助过一名晋安的贫困学生，“这个孩子成绩很好，奈何家里穷，我也是听朋友说起有这么一个情况，就觉得帮一把，没想到这孩子真的很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后来还取得了博士学位，在上海发展得很好，现在已经成家，妻子是北大博士。”江典诚的爱心资助也深深影响着这位被资助的学生，“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也把我当成父亲一样孝顺，每年都会带我和老伴出去旅游散心。”

　　江典诚和几个兄弟都很热心于公益事业和家乡建设。“当年，我们国家解放以后，父亲就回到了琅岐，种种地，过起了平淡的日子。我父亲一生简朴，但是在家乡建设上他总是不吝出资。”在30多年里，江达霖带着几个儿子为琅岐捐款30多万元。从上岐管理区到江达霖生前的住所，不过10分钟路程，途中却处处留着老人家的印记：琅岐实验小学、鳌山公园江涛烈士纪念碑、门前的翻身路，都有老人家捐献出的一份爱心。

　　江典诚坐在祖屋前厅里，仰头看着壁上父亲的照片，说道：“其实，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江典诚是个善于记录的人，在他花费10个月精心建起的“孝道庭院”里，挂着江典诚为父亲整理的生平事迹，他收集了父母、家庭工作、生活所留下的居家文化资料，从1997年至今编印了17册、26万字的《我的回忆录》，自编制作了40多张DVD碟片。这个不大的庭院就像个小小的博物馆，珍藏着江典诚对父母的拳拳孝心，也珍藏着一个红色家庭的家训。江典诚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的家庭故事也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