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薛海云 文/图

　　在快安村的一条老街上，矗立着一座旧楼，门口贴着崭新的二维码门牌——“快安村西陈53号”。这是20世纪70年代，快安村民集体筹建的大礼堂。她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印刻着时代的色彩，这里有张振星等一辈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和怀念。

　　如果童年只能选择一件必需品，67岁的张振星答案一定是这个大礼堂。从年少时起，张振星便与这个大礼堂结下不解之缘。1970年，年仅19岁的他和一千多名村民一起筹建了这栋大礼堂，2011年，60岁的张振星担起守护大礼堂的使命。他见证过大礼堂的起起落落，他听过胶片放映机的嗡嗡作响，他也看过不再放映电影时，夕阳下大礼堂的落魄。

　　1970年，一代人的记忆从这里开始

　　十一月的快安村阳光明媚，阵阵微风吹来桂花的清香，穿过嘈杂的菜市场，就是快安大礼堂了。阳光洒落在大礼堂的残砖碎瓦上，斑斑驳驳。张振星坐在快安大礼堂的椅子上，用手掌轻抚大礼堂的的椅子，他的思绪回到了从前，回忆昨日的繁华和热闹，他脸上浮起了笑容。时光的精雕细琢让大礼堂在他的记忆里变得独一无二。

　　1970年，年仅19岁的张振星加入筹建快安大礼堂队伍中。当时筹建快安大礼堂的队伍有一千多人，年纪大的六七十岁，年纪小的十八九岁，都是村民自发组织的。“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张振星说：“大礼堂建设的背后凝聚了村民的心血。建成大礼堂的石头是他们从山上搬来的，桌椅是村民上山伐回来的木材做成的，天花板的木板是村民一根根磨好后抬上去的，门窗的油漆也是自己涂的。”

　　1973年，快安大礼堂终于建成，一代又一代人对大礼堂的记忆从这里开始了。张振星记得，那天村民们早早来到大礼堂，有人围坐一起认真地看大礼堂，也有人兴奋地描绘着以后的业余生活。“我亲眼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面对建好的大礼堂眼泪直流。”

　　早起排队抢票，一代人的青春仍在

　　大礼堂曾是快安村标志性的建筑。它的庄严和精美是几代快安人的骄傲，它历经了48年的风风雨雨，留给快安人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59岁的快安村村民严子同的眼里，大礼堂的录像带，是那时候最五彩斑斓的回忆。“平时没事了就喜欢去看个电影啥的。和自家人去看，也和朋友一起去看。”在严子同看来，那时看电影就是看个热闹，虽然家里离电影院比较远，也没有公交车，每次都要步行，但他仍然经常去。

　　今年62岁的快安村村民陈天宝已经说不出自己以前在快安大礼堂看得电影的名字了。但他仍记得，七八十年代，快安大礼堂小小的售票窗口永远挤满人的场景。放映机嗡嗡作响，带有颗粒质感的画面，微光中是观影人兴奋的脸庞，一切蓬勃又美好。大人们抽根烟聊着天，小孩们就花一分钱买个冰棒、吃个蚕豆。这些片段都是快安大礼堂留给他最美好的记忆。

　　繁华逝去，勾起一代人的情怀

　　到了九十年代，电视快速普及，但也没能阻挡快安大礼堂放映电影的热情，票价已经从最初的一分钱涨到五毛，再到后来的五块。渐渐地，放电影的地方逐渐多了，附近的村居也都有条件自己播放电影，因此去快安大礼堂的人也就少了。

　　但这并不代表快安大礼堂就不存在了，它仍然在那里，只是除了娱乐功能外，还增加了一些教育功能。很多70后或80后可能都有这样的记忆，那就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里，学校会组织学生去看一些主旋律的影片或者是有教育意义的电影。

　　“学校会包场让我们看电影，感觉特别庄严。进去以后才发现那个地方特别大，有一层和二层。我们特别兴奋，每次都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等待着电影的开播。” 1980年，陈桂平正在上小学，在他的回忆中，快安大礼堂只有一个最传统的售票窗口，还有村口提前张贴的影讯。

　　再后来，快安大礼堂的年纪有些大了，观众席的座椅有些许裂纹，用力踩上舞台时会吱吱作响，头顶的电风扇也开始摇摇欲坠，用了几十年的胶片机淡出视野。

　　夕阳下的快安大礼堂仿佛被岁月染上了风尘，一年又一年安静地伫立在快安村路口，看遍人来人往，见证这里的成长。张振星轻轻抚摸着椅子说：“她有些老了。”对于张振星等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青春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