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海潮 /文 阮任塾 /图

　　马尾造船厂一号船坞，当年是仅次于英国利物浦船坞的世界第二大石船坞。

　　船政精英馆

　　今年是沈葆桢巡台140周年。4月2日，严复、刘步蟾、林泰曾等船政名杰后人和专家学者，聚集福州马尾一号船坞左侧岸边，面向闽江抛撒白菊花瓣。

　　海祭的地点，正是1874年沈葆桢率领一支新式水师，登舰赴台驱倭的出发地。池宁是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近代中国矿业开采奠基人之一池贞铨的第五代孙，他说：140年前，沈葆桢提出“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相信这也会是船政家族代代相传的使命。

　　沈葆桢首任船政大臣期间(1867—1875年)，福建船政生产出10多艘近代军舰，在1874年日军犯台期间厥功至伟，这让当时的国人看到办实务的好处。有台湾学者认为：“福建船政的成就，确使日本占领台湾延迟了20多年。”而船政早期的8年，沈葆桢饱受闽浙总督吴棠等人“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的发难。

　　船政根本在于学堂

　　1866年8月19日，一些反对建厂的乡绅纠集村民在马尾围攻前来劝说的沈葆桢，尚未离开福州的左宗棠闻讯急调5艘炮船前往增援。马江上那几声朝天放的炮响，彰显了船政开拓者们不可动摇的决心。这年6月25日，左宗棠上疏朝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清政府接受奏请并在马尾设置“总理船政事务衙门”。12月23日，船政工程克服重重阻力破土动工。

　　王琰、陈日红等学者注意到：放眼同期世界海军发展大背景，初期的福建船政起点不算太低，甚至可谓领亚洲船政之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个中缘由说一千道一万，但多数学者对福建船政的育才模式还是赞赏有加，看看严复、詹天佑等船政学子，他们在历史的暗夜中如点点星光。

　　“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沈葆桢说“当初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希望“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为推动办学，沈葆桢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提出“子弟及岁不学者罪其父兄”，衙署尚未奠基，学堂即已建成，招生“广报精收”，每三月一考，学生淘汰率超过50%;以英法先进科技为主课，聘请外教用外文教材、外语上课，这是当代一般大学也难以企及的。

　　“工业文明的具体产品一定是精神文明、制度理性到技术层次的共同结合体。”台湾学者王远嘉说，他从实际参访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展示中发现，140多年前的授课内容、方式以及教学理念与当今教育体制相比毫不逊色。从船政学堂的师生在有限时间完成建造船舰的重大任务，就能看出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具体成就，船政自强未必仅是“兵工文化”的表象改革而已。

　　大变革中的小人物

　　福州曲艺名家陈竹曦儿时的“房东伯伯”余荣惠，15岁那年进马尾造船厂，为人实心勤快，不久就当上正式技工。有一次，监工请洋匠首(高级技工)帮做自家黄包车的车灯，洋匠首被难住，可余荣惠照着样品居然做成，心生嫉恨的洋匠首找茬动手把他的左耳膜打破。余荣惠奋力使出家传鹤拳将洋匠首打倒，被厂方开除后，开起福州第一家脚踏车修理店。

　　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计不上万人，福建船政工人即占1/5强。在陈竹曦看来，福建船政第一代中国工人原先对机器生产并无所知，却在洋师傅的歧视和简陋落后的生产条件下，迅速熟练地掌握包括精密仪器在内的制作工艺，使洋工匠师傅提前结束教习任务回国。

　　工程最旺时多达3000人，福建船政在培训技术人才方面的成就，远超当时同为法国人助建的日本横须贺船厂。一位法国海军助理工程师在1868年路经福州时写道：“中国工人极快就懂得了使用我们工具的益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日本工人截然不同，我们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使日本工人放弃他们常用的办法去干某件事情。”

　　法国学者巴斯蒂夫人搜集到大量来自法国方面的史料，表明“中国人适应得快，也学得快”。有趣的是，她还以法国人的视角来看法国工人在福建船政所起的成功作用：学徒班(艺圃)有近300个青年人，白天在车间做工，晚上听三小时的法语、算术、几何及绘画课。这些课程由一些法国工头和工人们自愿教授，他们为此可得一笔额外收入。中国工人与法国工友一起按组工作，是船政当局一项最有创新意义的培训计划。

　　“福州出了很多海军世家，也出了不少技术工人世家。”省委党校教授林星认为，近代福州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与福建船政大有关系，像长乐市有个筹岐村(现属航城街道)，与马尾隔岸相望，当年兴办船政，许多村民被招收进厂，当中的王氏家族许多后人延续吃“机器饭”，在早期的福州电光厂和现代的三明重机厂、省机械研究所，都是出了名的机师。

　　一些老工人回忆，船厂招工更早一些要考提举武石，筹岐人照样做了三个，青年人天天练。有感于这些小人物的事迹总被湮没无闻，陈竹曦提议：船政工人劳动、生活的一些情况，也是船政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待于进一步去发掘。

　　文化推广谁唱主角

　　“我们历来看重的是文物的收集和保护，而对非物质的工人口头流传之制造技艺关注甚少，结果造成当前许多展馆除了陈列物品外，难以为参观者提供—种感受操作技艺的设施。”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的林键说，马尾商业街作为工人生活场所，与轮机厂、绘事院等船政建筑，都应被视为船政工业遗产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无法替代的遗产见证。

　　福州市社科院曾开展以“福州大众对船政文化的认知”为主题的调研活动，调查显示“船政文化作为闽都地域文化符号得到了大众普遍的认知和肯定”，但知名度还不及寿山石;对船政制造中国最早的水上飞机等历史事件，在国防、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等方面的历史意义，公众认知度也较低。

　　问及“现代社会宣传船政文化有什么意义”，回答“对现代人是一种教育和启发”“能激发爱国心”的受访者均达到70%以上，但如今去马尾玩的，又有几人知道罗星山边那艘猎舰艇之下一泓碧潭，就叫“一号船坞”，当年还是仅次于英国利物浦船坞的世界第二大石船坞。调研报告执笔人刘艳飞认为，船政文化的宣传推广应让大众唱主角，只有加快船政文化从学院研究成果到民间推广的转变进程，越是能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文化生命力才会越强。

　　已开工的福建船政衙门及学堂复建工程，依照原貌重建后，除了可供游客参观感受当时船政官员办公与学生上课的情形，还将开辟角色扮演式动漫游戏体验区。“保护工业遗产并不仅仅是把它当作博物馆来保护，而应该是再利用。”结合自己在福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体会，管小平认为：与其他古代文化遗产不同，船政文化还具有工业遗产价值，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利用空间，可以赋予新的功能，进而创造新的效益。

　　老船政衙门是南方府衙建筑的典范，以花岗石铺地，前座大门三扇均彩绘门神。林键说，保护好船政文化遗产，使群众近距离接触近代中国历史，在开展爱国主义、国防教育的同时，也有利于改变“千城一面”的呆板，留住生机勃勃的地方风貌。

　　观　点

　　本报记者　谢海潮　整理

　　船政文化的里程碑意义

　　卢美松(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船政文化概括地讲就是以船政教育、科技为主体的文化以及船政人物所造就的精神品格与思想成果。船政教育是船政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不仅开出了近代科学技术文明之花，而且结出人才培养和实业发展之果，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最重要成就。同时，船政教育和船舶制造也产生了科学实践精神、敬业求是精神和团结爱国精神。这种优良的意识形态是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面临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新世纪精神文明，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光辉旗帜。

　　船政兴衰对当代的启示

　　陈日红(福建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福建船政形成于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严重威胁之下，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之所以还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兴盛于一时，并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历史作用，是因为船政的缔造者们曾经具备务实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强烈的爱国精神。

　　为什么当年会惨败于那个起步并不比中国早的日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深受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毒害而患有痼疾。这种精神痼疾直接造成了中国人近代意识发育的迟缓和滞后，使得当时的当权派根本不可能具备世界性的宏大胸襟和敏锐目光，不可能为中国近代海军制定出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正确战略。当代中国人要创造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先进文化，就必须具有比近代中国人更开放的文化心态，更彻底地坚持务实、创新、爱国三大精神，客观地看待本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化的长处与缺点，大胆地取长补短，为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注入新活力。

　　船政学堂办学实效

　　唐岱蒙(福州二中高级教师)：福建船政学堂堪称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不仅在创办时间上早于京师同文馆的天文算学馆，而且在课程体系上也不像它那样泛而不专，这符合18—19世纪西欧所形成的近代高等教育特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式书院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分散精力的状况。虽然学生仍须读《圣谕广训》，但不作为正课，一般利用星期日洋教习的休息日学习，这在当时已是一种大胆的改革，为后来的高等学堂所仿效。

　　前学堂修法语学制造，后学堂修英语学驾驶，强调学以致用。利用“前堂后厂”条件，创造“厂校一体”办学体制，这比现时所提倡推行的产学研联合体或“合作教育”之类，可能更能体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更能体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像驾驶专业学生，原定于5年之内，达到能在望见陆地的沿海驾驶，实则在“练船”实习期间，早已远航公海了。

　　本报记者　谢海潮　整理